关于编写中国通史的一些思路

关于编写中国通史的一些思路
刘松萝

1. 编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的必要性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与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目前阅读的通史受政治观点的影响太大，而老前辈编写的通史则不能够反映历史研究后来取得的成果。还有，前辈编写的通史有的可读性不够，有的脉络不够清晰。

之所以想自己来做，是因为自以为有一些独到而务实的思路。

这是一个难以胜任甚至难以完成的工作，故而首先把编写思路整理出来。

2. 肯定和继承前辈的成果

吕思勉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翦伯赞、范文澜先生编纂的中国通史，都是值得借鉴的。

张荫麟先生未完成的《中国史纲》，日本人内村湖南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在思路上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还想说，孙仁宗、楼均信、王正平先生编写的《绘画本世界通史》（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版）具有公允的历史观和气势磅礴的叙事，也值得借鉴。

3. 不标新立异

不否定前辈的工作，继承前辈的成果，自然会引出以下的看法：将要编写的通史并不是一部全新的通史，也不宣称应用全新的手法，甚至不追求新手法。

经验告诉我们，试图构建全新的历史，比如阶级斗争史学，儒法斗争史学以及潜规则史学，结果都是很糟糕的。另外，我也反对应用类似“大历史”一类的概念，因为我们并没有理由证明前辈所写的是“小历史”。

4. 编写的是“正史”

将要编写的通史是一部“正史”。

所谓正史，是说在记述当中，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和统治者的活动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对于历史事件，将使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如果有评价，也主要依据当时的标准，适当参照现代标准。

对于统治者的行为，并不刻意批判。对于其中的暴君，对其残暴的一面进行谴责。

5. 仍然是帝王将相史

梁启超先生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鲁迅先生认为，所谓“正史”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尽管如此，将要编写的通史仍然要用大多数篇幅介绍帝王将相的活动。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帝王将相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们无法忽视。

另外，每一个帝王的名字，实际上是时间的刻度。

6. 讲述汉民族形成的过程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夏朝到商周，再讲述中原民族逐渐与东夷、西戎、楚、吴、越、以后的百越等民族融合的过程。

7. 保持历史叙述的连续性

不遗漏每一个皇帝，对于重要的政治家，至少要提到名字。即使是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时代，也要加以概述。有些部分，可以用小字印出，作为参考。

对于重要的人物，要提到他的归宿。

8. 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要提到他最终的结局

比如了不起的齐桓公，不仅在兄弟相残中得位，而且在凄惨中死去，死后又是诸子夺位。虽然这不能否定齐桓公的伟大，但同时也告诫我们，伟大的业绩不能代替对于权力更替规则的重视。

再比如对汉朝的很多开国功臣，要提到不少人死于非命，还有不少人的后代被夺去了爵位，甚至被杀。这些记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有关制度的建设，还可以给现在从政或者准备从政的人们以参考。

9. 对有些历史人物，要给予像帝王一样的重视

大家知道，曹操虽然没有做过皇帝，但在历史记载当中的重要性超过了当时的皇帝。还有，对于西汉的王政君，其影响力从汉成帝开始，一直持续到王莽篡汉，因此必须重视。抓住了这一主线，讲述西汉走向衰落的过程就会清楚得多。

10. 让历史上的文化人物进入主要场景

我这样想，假如要削弱帝王将相史的色彩，就应该让历史上的文化人物进入主要场景，而不是在介绍完一个朝代的重大事件之后，让他们在“文化”部分出现。

比如在谈到唐玄宗时，就应该让李白和杜甫出现。

还有，记述东晋历史时，王羲之就出现了。他不但是大书法家，还属于豪强大族。其父为王旷，伯父为王导。在王氏家族中，出现过《二十四孝图》中“王祥卧鱼”的主角王祥。这样叙述，不但会给读者留下印象，而且从汉到晋的门阀制度也一目了然了。

11. 描写朝代兴起与终结的场景

频繁的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朝代更替的时刻极具戏剧性和传奇性，在通史中不可以平平淡淡地成为过场。

描写朝代兴起与终结的场景，描写其中的细节，不但可以增加通史的可读性，而且可以给人们留下更多的启示。关于细节，有哪些朝代更替完全是暴力的，哪些是通过“禅让”来实现的。

对于朝代灭亡时的忠臣，应该有所记述。近几十年来，国人不断批判和讥讽忠臣，但忠诚与坚守仍然是值得赞扬的。

12. 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附注外国的历史事件

司马迁的《史记》，翦伯赞先生编写的通史以及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都这样做了。

13. 对于像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创教等事件，要像朝代建立一样重视

对于像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创教等事件，对于中国人的信仰、思想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要给予像朝代建立一样的重视。

以往通史对宗教的记载不够突出，以至于电视剧常常让“阴曹地府”和“玉皇大帝”出现在东汉以前的故事里面。

14. 对于境外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输入，要加以记述

华夏民族曾经向境外输出文明，我们一直引以为荣。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境外很多民族也向中原提供了精神和物质的文明。

在通史中，应该讲述诸如佛教、琵琶、胡琴、唢呐，以及石榴、黄瓜、番茄等等从境外进入中原的事实。此类记述也应该进入主要场景，甚至可以与重大历史事件并列。有了这种记述，也许人们在写小说和拍电视剧的时候就可以避免在西汉出现辣椒和红薯了。

通史要讲述景教的传入，祆教、摩尼教的传入，伊斯兰教的传入以及回族的形成。还要着重指出，摩尼教对农民反叛运动的影响。比如，方腊起义和元末小明王。关于摩尼教，我还要系统地补充学识的不足。

在讲述华夏民族在文明上的进步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匈奴和突厥的锻铁技术曾经高于中原。

有些变化，比如中原从北方民族那里引进“胡床”，应该被视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此，汉民族的坐姿与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15.记述其他民族的活动，记述民族迁徙的历程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中，作为农业民族的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占据着很大的比重。甚至很多次改朝换代，就是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的。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中，就有介绍周边民族状况的传统。在通史中，也应该介绍同时代存在的其他民族的重大事件和他们以往的经历。与汉民族不同的是，有些民族的起源和演进不是十分清晰。不过，大致的脉络还是有的。在以往有些通史中，喜欢把汉民族的历史写得言之凿凿，其他民族却是来历不清楚，甚至是像突然出现的。

对于曾经活跃在北方，以后不见于史籍的民族，也要交代一下其下落。值得记载的是，在我们现在的国土上出现过的民族大迁徙，应该作为重大事件加以记载。

比如，北匈奴西迁，以及猜测中的北匈奴到达欧洲，触发了灭亡罗马的进程。比如，月氏民族在被匈奴击败之后迁徙，称为大月氏，建立过包括中亚和印度北部的贵霜帝国。没有大规模迁徙的那一部分月氏民族被称为小月氏，以后溶入其他民族之中。有些之姓汉人，自称为小月氏的后代。再比如，一部分突厥人西迁，留下一个“突厥走廊”一直到达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人，就是古代突厥中的鉄勒与小亚细亚希腊移民混合而成的。

还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有些汉人在北方民族的压迫之下南迁，同化了一些南方的少数民族。这也是一种民族迁徙。

以往，为了政治的需要，不但模糊其他民族的起源，不承认其他民族在其神话中显示的民族起源，甚至不承认中国正史中对突厥和回纥起源于匈奴或者是“匈奴别种”的记载。更加积极的历史学家，甚至否认回纥与突厥的同一性。有一个很强的偏向，就是只能说匈奴与东胡接近，而不是与突厥接近。另外，对李唐王室，只能说有鲜卑血缘，不可以提到突厥。近年来，为了边境问题的需要，把古朝鲜和高句丽完全纳入中国史范畴，反倒与朝鲜和韩国没有关系了。这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

还有，对土耳其人，一定要说是西突厥西迁的结果。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上，一些土耳其人确实有着干预中国事务倾向，应该加以警惕。同时，土耳其人面对中国人的时候会说“我们过去是邻居”。作为大民族，国人也要有这种豪爽。

16. 不以通俗为标榜，为追求

试图编写一部让大众能够较为流畅地阅读的通史，但不以不以通俗为标榜，为追求。

第一，叙述口语化，但主要还是使用专业语言。全部使用口语，将会使历史庸俗化。

第二，不能为了吸引读者而把通史变成评书。叙述历史，是为了让今人受到启迪，而不是讲述有关吃亏占便宜的道理。

17. 追求脉络的清晰

如果对前辈们提一点意见，那就是有些前辈在叙述中逻辑不够清晰，还有些认不能够找出要点来。当然，前辈的前辈其实不是这样的。

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在描述五胡十六国历史的时候，不但生动，而且能够把那么复杂的过程写得脉络清晰，值得称道。

18. 使用中性的语言，做出客观的记述

在通史中，尽可能使用中性的语言，对人物和事件做出客观的记述。对于明显的大山大恶，不回避评价。

还有，对于农民起义，即使是陈胜吴广，也可以使用“叛乱”和“叛军”的词汇。对于起义的性质，用事实来表现。“叛乱”不是贬义，仅仅是状态的描述而已。

19. 续前，有关暴君与侵略问题

我要特别指出，孙仁宗、楼均信、王正平先生编写的《绘画本世界通史》具有大家风范，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作品中罕见。

对于有关暴君与侵略的问题，《绘画本世界通史》为我们提供了范例。《绘画通史》详细地讲述了很多征服者的残暴，然而话锋一转，又讲述他们成为统治者之后的业绩。做一个总的，完全的评价不是历史学家的人物。告诉读者前后似乎截然相反的事实，让他们做出判断。

因此，讲述元朝的历史，屠戮和元大都的宏大是不矛盾的。讲述清朝的历史，也应该既有屠城，有文字狱，也有疆土的扩大以及较长时间的太平岁月。

既然汉民族被打败了，那么以后的历史当然就是统治者的历史。对历史，要全面记述。

关于暴君问题，也应该是这样。

20. 关于疑古与信古

我不是疑古派，也不是信古派。对于古代传说，当然不能全都相信。不过在没有过硬的材料之前，我们只能参考传说。应该说，上古的人，远比我们诚实。

关于夏朝的历史，目前只能认为是传说。是商以前的历史，还是周族对本民族历史的回顾，还需要存疑。目前，确定二里头就是夏都或者夏朝大城市，完全无法接受。

关于黄帝传说，要存有一些疑问。存在时间靠前，记载却靠后。不排除有出处，但无法相信黄帝一定是尧舜的起源。不过，作为民族信仰，不反对黄帝传说。

关于尧舜禅让，《尚书》与《竹书纪年》有不同的记载。现在，前卫的人们倾向于采信后者。我认为，假如有人说正史会有所隐瞒，那么不太主流的历史也可能有过度的怀疑。不能说禅让就是美化，其他民族连选举都能够实现。

作为我，则要在通史中说明，《尚书》的记载是尧舜禅让，而《竹书纪年》的记载是舜囚尧。

同样，关于西周的共和行政，我要说明，《春秋》的记载是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政，而《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共国的国君，共伯主政。

21. 对民间传说的重视

历史学者会这样地藐视一个人：他的历史，全是从《三国演义》中来的。这就告诉我们，在通史中，必须对《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以及《岳飞传》涉及的人和事做出说明和解释。

回避了上述历史文学作品，并不能提高社会的历史素养。就是在当前，不论是公众还是专家教授，有很多人的历史知识其实就来自演义小说，甚至来自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及《戏说乾隆》等等。

在通史中，有必要挑出几个问题来说明，比如告诉读者王朗不是诸葛亮气死的。

当然，我们还应该感谢演义小说，公众从那里知道了历史人物。

关于民间传说，我想这样处理：讲述春秋吴越之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时要提到西施，再说明西施是后世在历史中增加的。至于是记载了口传的历史还是纯属民间传说，不做结论。有学者直接去掉西施，不是很好的方法。

22. 关于历史记述中的文学因素

假如说某人所编写的历史像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贬义的评价。对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就常有上述的评价。不过，假如我们看看从古到今西方人所写的历史，就会知道历史绝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历史是有激情的人创造的，材料是没有激情的人记下来的。而历史学家，要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

学究式的史书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在清朝，因文字狱和学术上的考据爱好而强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式的教科书让历史更加乏味。

我在《面对历史》中说过，历史同现实一样，都是生命之树结出的果实。一部枯燥乏味的历史，同样是不真实的。

对于文学家撰写的历史，应该允许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妙笔生花，或者发一发感慨。比如，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引出无数祸端的美女夏姬发出过感叹：“我们假设夏姬第一次结婚时十六岁，儿子夏征舒十六岁时杀死妫平国。那么纪元前五九九年，她已三十二岁。到纪元前五八四年跟巫臣结婚时，至少已四十八岁。真是不平凡的女性，不仅仅驻颜有术而已。可惜处在那个时代，她只能被她所不能控制的命运摆布。”比如，柏杨通过北宋史节在金国的观感，展现了金军的无比强悍。再比如，柏杨对北宋背盟联金灭辽时，辽国使臣的哀叹。

文学是人学。通过文学，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人的本性，感悟命运的无常与无情。一部史书是否生动，不在于里面有多少俏皮话，而在于作者能否选取并且写好历史中有价值和有震撼力的人物、事件和场面。

更重要的是，不了解人性，对命运没有感悟的人，很难对材料做出合理的取舍。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及。

23. 立体地刻画人物，避免符号化

历史人物是有性格的。不管他们的性格与历史事件是否有关，描绘出他们在外貌和人格上的特点还是必要的。在古代的史书中，除了“身长九尺，面若……”之类的异象之外，还记载了不少历史人物的果断、机智、坚韧等等。还有不少人物，本来得天独厚，却因为人格的缺陷而失败。在通史中，一定要珍惜古籍中的此类记载。

总之，要刻画活生生的人物，立体的人物，而不是将他们概念化和符号化。一定要记住，历史人物不是历史进程的道具。

24. 关于历史学家的个性

历史学家也是有个性的。除了观点不同之外，他们对历史人物是有偏好的，写作方法也是有与众不同之处的。一本通史，能够对几个人物，几个时间段有准确而生动的描写，就可以算成功了。历史学家们编写的通史有所不同，最后让公众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的历史。

不过，历史学家的个性应该有一定的限度。过分地张扬个性，通史就会变成他们的讲演稿。有这样一个现象，自我中心者的表演通常是雷同的。

25. 重视对乱世的描写

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出现乱世。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乱世之中。即使在改革之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概括说来，就是为了推行一个目标，常常破坏制度，打乱正常的行政秩序。行政秩序紊乱之后，办事更需要强力的推动。就这样，恶性循环终于出现了。

为了让中国走出乱世的阴影，历史学家应该告诉公众乱世的危险。

作为文学家，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南北朝时期的乱世做出了生动的描写。国家一旦进入乱世，是很难恢复常态的。

历史学家必须告诉当权者、精英与公众，不可以随意违反法律和制度，必须防止中国再一次进入乱世。

目前，中国严重的腐败和越演越烈的暴力拆迁，都告诉我们乱世不远了。

26. 跳出革新与保守的框框

在中国，革新即正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枷锁。更加无望的是，不少历史学家也出来证明革新一贯正确。对于失败的革新，甚至是引发灾难的革新，很少看到他们的反思。当有人对王莽的革新赞颂有加，把失败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反对者的时候，我真的有些怀疑他们居心叵测。

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不能硬性地把革新与保守当成评价是非曲直的标准。假如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就不会认为革新全都正确了。

27. 以史为镜，以史为鉴

唐太宗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我们应该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做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考。但在实际上，假如读一读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现在的很多做法是不可取的，是要出问题的。

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我们就会知道：

过于激烈、浮躁和夸张的革新，一般不会有好的结果。

关于道德规范，在历史的长河中，绝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越来越宽松。道德的松弛有可能是进步的代价，也有可能是灾难的开始。

还有，生活过于铺张与奢华，人的欲望过于放纵，最终的结局是不妙的。特别要注意的是，政府热衷于大兴土木，热衷于大规模的拆迁，是很危险的。精英人物看不到环境在恶化，看不到自然资源在耗尽，是不负责任的。

28. 历史与新闻

《南方周末》上刊载过一篇文章，认为历史是古代的新闻，新闻是当代的历史。

学习历史，可以使新闻工作者能够对时事有更好的把握，防止被表面上的浮华所误导。

历史学家关注时事，有利于加强历史研究的实感。心目中没有时事的人，充其量只是学究，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

29. 通史作者与历史人物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对那些诠释古代经典的人，写作人物传记的人，要在人格上有所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那些作者与公众相比，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距离要更小一些。

编写通史的人，要有超脱一些的作风，有奔放一些的精神，有平实一些的语言，有社会责任感。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勇敢。

让一个小人去解释《论语》，去编写通史，是难以胜任的。

30. 历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学家是文献的掌握者，是历史真相的探寻者，是统治者的指导者和批评者。此外，他们还是社会良知的保持者。当一个国家走上了邪路的时候，历史学家有责任警告社会加以改变。

在编写通史的时候，历史学家有责任告诉公众中国历史的原貌，有责任向公众提供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史料。鉴于目前公众读书不多，有可能读完一本通史就不会读下一本，我们应该避免大的错误和偏颇。

历史学家需要个性，但不可以把个人的观点和好恶置于历史真相之上。

31. 对作者的要求

通史的作者应该有新一些的观念，同时又不刻意求新。他应该对历史的本来面目有追求，有好奇心，而不是一心颠覆以往的历史。就是说，他应该把追求历史真相，把向公众介绍历史真相放在第一位。也许，非专业的历史学者，不想通过历史发现而出名的学者更容易做到这一点。通史的作者应该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应该对时事有所关心，应该有激情而又有平和的写作风格。

概括来说，就是通史的作者应该把对民族、对公众的责任置于个人的名利之上。

201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