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的来说,我们讲了很多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没有实现,国富民穷的局面也没有改变。为了实现“保八”,不仅沉溺于数字游戏还,有些地方还用强迫拆迁,用房地产炒作来促进发展。很多大规模的拆迁行动已经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应该立即加以制止。可以这样说,目前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以及所采用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已经脱离了经济发展的目的,脱离了民生的需要,已经有害了。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摆脱GDP崇拜,摆脱对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迷恋,摆脱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发展的时候了。
中国应该考虑经济中速发展了
刘松萝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保八”的任务完成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保八”虽然成功,问题却依然存在,并且用“隐忧”来表达已经不够了。
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富悬殊过大,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格局中所占比例下降,税收增幅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经济发展速度。不仅如此,“保八”沿用的还是加大投资,高投入低产出的老路。与此同时,内需仍然没有得到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而管理者对“通胀预期”迟迟不表示态度又引发了社会的恐慌。“通胀预期”被财阀和投机者利用和放大,导致了房价的暴涨。很多为了抵御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是在准备新的经济危机。
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成型于改革初期。那时,国民经济的规模较小加上以往发展缓慢,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是合理的。在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也是需要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种力量来推动毕竟是好事。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曾经依赖过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在这方面,韩国比日本更甚。
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是有严重缺陷的。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破灭以及巨额的银行坏账就是与政府的所作所为分不开的。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介入还导致了严重的官商勾结与腐败,至今难以根除。与日韩相比,中国的私有经济刚刚出现,经济的私有化程度不足,政府的权力过大又缺少独立的社会因素,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弊端就更为严重。
对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出现的浮夸和浪费,很多人是有认识的。“转变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做出的改变。而对于政府主导本身,却没有改变的迹象。
改变不仅需要认识上的进步,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遇到困难和风险的时候,以及有可能危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还能不能坚持进步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两次经济危机,一次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但打断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而且还让中国的经济陷入更深的政府主导之中。
总的来说,我们讲了很多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没有实现,国富民穷的局面也没有改变。为了实现“保八”,不仅沉溺于数字游戏还,有些地方还用强迫拆迁,用房地产炒作来促进发展。很多大规模的拆迁行动已经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应该立即加以制止。可以这样说,目前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以及所采用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已经脱离了经济发展的目的,脱离了民生的需要,已经有害了。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摆脱GDP崇拜,摆脱对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迷恋,摆脱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发展的时候了。
中国应该接受一个适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应该考虑经济的中速发展了。应该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让发展速度保持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之间。在经济需要调整的时候,以及在未来经济总量增加以后,甚至可以接受百分之五以下的发展速度。
中国需要有活力而又不过热的经济,需要真实的、没有水分的、有参考价值的统计数据,包括经济发展速度的数据,需要在发展中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并且保护弱势群体。应该从现在起就加大对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的投入,尽快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经济的发展惠及大众,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内需,让经济可持续地发展。
经济学家常常谈到企业和企业家利益的最大化,官员常常谈到推动经济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和政治是有边界的,其中包括民生的边界、人权的边界和法律的边界。关于民生的边界,经济发展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更不是少数人可以通过掠夺来增加财富。经济的发展,应该带来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关于人权的边界,政府不可以通过强迫拆迁,大拆大建来促进经济发展。关于法律的边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可以越界去管不该管的事情,社会舆论不可以把这样的行为当成锐意进取。对于政府官员的行为,社会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以权谋私的行为实现零容忍。即使对那些有贡献的官员,也不能放松廉政的要求。
有了以上三个边界,经济的发展就会摆脱过热和浮夸了。
真正实现经济的中速和健康发展,还需要艰苦的努力。作为前瞻性的考虑,我们还应该防止出现另一种情况:经济中速发展成为共识以后,“懒政”会随之出现,有些官员会无所作为,推卸政府在发展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为此,理论界应该研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研究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期达成基本的共识。
最后要指出的是,刘国光先生在去年,2009年6月就提出了经济中速发展的主张,他的文章是《中国经济宜走中速发展道路》。尽管文章存在计划经济的色彩,刘国光先生的主张还是有开创性的。
2010.3.14.
刘国光:中国经济宜走中速发展道路
http://rcc.zjnu.net.cn/admin/News_View.asp?NewsID=303
试解为什么中国非要保持高经济发展速度
姜子岩
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百分之五就算很高了。虽然中国的基数低,百分之七、八也应该可以了。
过去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追求高速度,为什么有经济学家宣传自行车理论,也就是经济只能快,不能慢,否则就不稳了?为什么要高投入低产出,甚至不惜吹大泡沫?
现在明白一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有问题,内耗太大。税收过高,公款消费过多,贫富悬殊过大,再加上泡沫的成分和贪污,非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发展速度,下层民众才能够得到实惠。
当然,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2008.9.12.
作者:蜚短流长2010 回复日期:2010-03-04 21:58:20
关于GDP考核的问题,说实话,正常情况下不会取消。原因么~~~还是要从2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源头中去找。虽然很多人将改革开放抬到了“社会革命”的高度,但是我们就其本质来看,却只是一场关于社会财富增量的重新划分,而并没有涉及存量部分,具体表现:土地归国家所有、国企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社会财富的大头没动,仍归“国家”所有,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自然不可能直接触摸到行政两个字,被排除在了体制之外,不可能从“存量”里直接受益。但是80年代的改革却对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开了一道门,在一定范围里允许其经营发展,也就是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劳动果实(增量)的分配合法性。当然啦,体制上的搞活也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公有制经济打工的社会成员也多多少少能有所获益,可这毕竟还是属于增量部分。
也就是说广大社会成员直接能获益的只有增量部分,而且还只是小部分增量。于是乎,国家便在无形中给自己套了枷锁:一旦经济无法保持高速增长,当初改革所许诺给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增量获益权便就成空头支票,人是理性的动物,之所以相互订立契约建立国家说到底还是因为有利可图,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到时候可不仅仅是经济危机的问题了。
当然,话得说回来,我们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差不知道多少年呢,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占社会财富大头的也不是大部分民众阿。但问题是人家的市场准入制度没那么严酷、居民的社会保障比较完善、上层建筑体系比较完善,底子厚,有腾挪的余地,这个是摸着石头的过河的中国根本没办法相比的。发展的轨迹很久以前已经注定,改革偏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深层次的话就不谈了),不保GDP又能怎么样?说句公道话,本届政府在他能腾挪的范围里面应该说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
下一篇:从“过快上涨”想到“无理的压迫”